“超級中學”背后：法規步步失守

　　從10月底新華社相關報道開始，“超級中學”怪現象再次引起輿論界的關注，學界和觀察者再次分析和批評這種集中優勢資源、畸形發展“牛校”的做法，并稱“超級中學”的做法違反了相關法律而未被問責。尹啟元相比這兩年六七月份和今年三月份輿論界對“超級中學”現象的批評，自10月31日起的這一波“高潮”，或讓被推上風口浪尖的人大附中有“躺著中槍”之感：既非高考季，又非全國兩會這樣的“風暴眼”時刻。

　　事情的起源本是另一碼事：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就“禁奧令”赴多地調查“奧數班”現象，在10月31日推出的報道(題目為：“叫而不停”的三大推手“奧數班”頑癥再追蹤)中，引用了21世紀教育研究院公布的《2012年北京市小升初概況》相關內容，提及“北京人大附近的一所名校，小升初擇校費50萬元到80萬元，家長為公司副總裁的‘共建生’贊助費20萬元起”。

　　雖然沒有具體到學校的名字，還是被人大附中對號入了座，其校長劉彭芝次日約見“新華視點”記者，質疑21世紀教育研究院上述報告中的內容，稱“沒收捐資助學費”，且準備訴諸法律；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則通過“新華視點”記者回應稱，所謂“沒收捐資助學費”之說絕無可能，“如果要對簿公堂，我們就迎接”。

　　從“禁奧令”一下子轉向了近兩年廣受詬病的“超級中學”現象，在一些教育界人士看來，并不“冤枉”，而是必然：相比“超級中學”對應“北大清華們”這種“體制性掐尖”的馬太效應，“奧數班”不過是另辟蹊徑以鉆進“贏家通道”的副產品。正如21世紀教育研究院的袁芳艷所說，“有的家長‘拼關系’，有的家長‘拼金錢’，可是對多數家長來說，只能讓孩子‘拼奧數’”。

　　百度一下“超級中學”，排在前列的幾條新聞格外抓眼球，“西安市五大超級中學調查：幾乎壟斷北大清華名額”，“河北‘超級中學’5年來358人考上北大清華”等等，再往下翻，上述標題換換地名，改改數字，幾乎在不少地方的相關內容中可以套用。“超級中學”比“奧數班”更受詬病，在觀察者眼里，也比“奧數班”更難開藥方。新華社記者在“奧數班”頑癥的調查報道中，連續用“‘變臉’重演，僅換一張‘皮’”、“處罰不力，像吹過一陣風”、“多方‘勾結’，難斷的利益鏈”三個小標題來披露，但這多數還只是“體制外”的“尋隙”行為。“超級中學”的推手則直接被指為地方政府，為了政績和招牌，集中力量打造一兩所金光燦燦的“牛校”，卻“豎起一個桿，倒掉一大片”(據楊東平：我為什么批評人大附中)。在今年的全國兩會期間，全國政協委員遲福林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也認為，地方政府是“超級中學”的始作俑者，其現象根子不在學校，在政府。

　　不只是名師和優秀學生的畸形集中，“超級中學”的規模也向畸形發展。9月底浙江省審計廳發布消息稱，浙江部分學校舉債規模超過償還能力，部分學校實際已喪失自身償還能力；與此形成反差的是，部分負債學校建設規模則“嚴重超標”，有167所學校生均校舍建筑面積20.63平方米，遠遠超過10平方米的規定標準。遲福林將這種表象背后的“超級中學”擴張斥之為“變身為超級企業”，不斷在建分校、連鎖學校、成立國際部、擴大招生規模。

　　如何給“超級中學”消腫，教育界人士和一些觀察者開出了不少藥方，比如“打破高考單一的分數評價體系”(著名教育學者熊丙奇)，“有效保障落后地區中學教育經費”(全國政協委員史貽云)，還有的提出“教育資源向落后地區傾斜”等。

　　從操作技術上看，上述藥方可以說都從各個角度對準了“病灶”。只是從眾多學界針對上述怪現象援引的法規來看，即便是開對了藥方，能否治得了病仍是疑問。

　　在分析“超級中學”怪現狀時，楊東平將上世紀90年代末教育部門的一次“開口子”稱之為“噩夢的開始”：在高中與初中脫鉤的政策下，人大附中等六所高中以教育實驗之需為由，保留初中部，導致后來它一個違反《義務教育法》 的做法選拔性、競爭性、淘汰性的選拔學生方式被全國效仿。

　　楊東平在其回應人大附中的文章中稱，包括人大附中在內的一些名校收取擇校費，也是公然違背了《義務教育法》。被指為公然違法的行為還不止上述這些。浙江部分中學舉債擴張的消息公開后，熊丙奇就撰文稱，按照《教育法》、《高等教育法》，學校是不能向銀行貸款的。

　　按照上述學界人士的分析，眾多“超級中學”的做法是直接違法的；但目前其做法，卻在違法的同時，已經從效仿到慣例，再進一步要形成制度性的做法了。

　　針對這種怪狀，網友“這盤太難了的博客”在轉載楊東平的文章時點評道：這個機制本身就是一邊生產木馬，一邊打著補丁，補丁是更大的木馬，需要更大的補丁。

　　內蒙古自治區教育學會常務理事劉波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，針對“奧數班”現象嘆息說，“這么多年了，還沒聽說哪個學校校長違反禁令被處分的”。如果將用其來形容“超級中學”現象，則違反禁令、乃至違反相關法規者，又何止校長一人？